《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首批成果发布
2020-04-09 23:17:40

  编者按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实施项目之一。该工程由中国文联牵头组织实施,中国民协具体执行,主要任务是以客观、科学、理性的态度,收集整理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及理论方面的原创文献,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大型文库,完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同时开展一系列以中国民间文学为主题的社会宣传活动,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民间文学的发掘、传播、保护,形成德在民间、艺在民间、文在民间的共识,推动民间文学知识普及与对外交流传播。

  作为该工程的标志性成果,《大系》汇集全景式的记录和多元的文化景观,为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奉献当代学人的思辨成果。涵盖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说唱、小戏、谚语、谜语、俗语、理论12个类别的首批《大系》卷本优秀作品编纂成果的出版,凝结着专家的学术智慧与各地民间文艺工作者的田野实践经验。首批成果包括《大系》“神话·云南卷(一)”“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分卷”“传说·吉林卷(一)”“故事·河南卷·平顶山分卷”“歌谣·四川卷·汉族分卷”“长诗·云南卷(一)”“说唱·辽宁卷(一)”“小戏·湖南卷·影戏分卷”“谚语·河北卷”“谜语·河南卷(一)”“俗语·江苏卷(一)”“理论(2000-2018)·第一卷(总论)”。所收作品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四性”原则编选,皇皇12卷本,1200多万字,300余幅图片及音视频资料。

  12月25日,中国文联、《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系》出版工程首批成果发布会,编者特邀约了上述类别民间文学的研究专家和学者,撰写了系列文章,其内容涉及对民间文学不同体裁的概念和分类的界定,对其特征和语境的阐释,对其审美品格和价值地位的分析与判定,对已有搜集整理和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归纳,对示范试点编纂收录作品和文本结构的鉴别与评价,对当下民间文学传承保护理念及研究利用空间的思考与审度,对其发展趋势和文化向度的前瞻与探寻,并在此基础上重申相应的编纂原则和工程的重大意义。

盛世修书大业 再现神话中国

——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云南卷(一)》出版

云南西畴,女子太阳节上唱诵《祭太阳古歌》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文献大国。盛世修书,历来都是彰显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标志。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一次修书行动,就是清乾隆时期由皇帝主持的、300多位专家参与编撰的《钦定四库全书》,简称《四库全书》。以纪昀为首的学者班子花费13年时间编成规模空前的汉语文献集成,分类按照经、史、子、集共四部划分,共汇聚传世的书籍3500多册,近8亿字。其局限是,无法体现中国的多民族文化,也不能对国土面积实现全覆盖。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在毛泽东主席倡议下,于1950年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全国各省区市以县为单位搜集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改革开放后1984年启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撰工作,随后正式出版了省卷本。1987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10年12月启动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专家组到汉王公司参与工作三年多,其一期工程即录入口头文学作品近5000册书(以三套集成的县卷本为主),字数近9亿,已经超过《四库全书》的字数。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壮举。如此大规模地呈现民间口头文学的全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头一次。2014年3月该工程第一期结项,形成TIF、PDF、TXT三种数据格式,制成检索发布系统软件,共计收录神话8085篇、传说111666篇、民间故事160373篇。《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设想和立项正是在此数据库基础上产生的。与此同时,中国口头文学数字化工程的二期录入,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各地新发现和新采录的作品正在不断加入。

  从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专家组到《大系》专家组,几代学者薪火相传,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尝试和磨合,首创对中国民间文学总体把握和全景呈现的12类分类法: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说唱、小戏、谚语、谜语、俗语、民间文学理论。《神话卷》位居12类之首,其对整个民间文学的代表性意义不言自明。而《大系·神话·云南卷(一)》作为第一个完成编撰和出版的示范卷,能够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2019年问世,算是一份及时的精神厚礼,也必将对日后其他各省卷的成书起到模范先导和体例引领的作用。

  《大系·神话·云南卷(一)》提供的宝贵编撰经验,首先要肯定的就是严格按照《大系工作手册》的专业规定,在全面调查和整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民间文学研究新成果和新理念,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四性”原则,展开对神话作品的普查、搜集和筛选,并能够在整编过程中贯彻执行对神话故事的统一分类原则。《云南卷》将本省20多个民族的293则神话作品,依次按照诸神神话、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这四类进行编排,仅略去第五类“其他”。这样就使得纷纭多样的民间口传神话,依照相对合理的内容划分,以纲举目张的系统方式呈现给读者。万事开头难,有了《云南卷(一)》这样凸显多民族文化风采的神话集成样本,其他各省区的工作就可以有标准体例的参照。

  《大系·神话·云南卷(一)》率先问世,对于我们从中华文明构成的多元一体视角,去重新体认“神话中国”的现实原貌,走出西学东渐以来新建构出来的有关“哲学中国”和“科学中国”之类外来话语误区,提供出富有启示性的生动教材。神话的最大特点就是讲述神圣信仰支配下的故事。293则神话故事中,属于第二类即“创世神话”的作品有100则,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包括纳西族《创世纪》,彝族的《开天辟地》,苗族的《公鸡叫太阳》《洪水滔天》《太阳月亮守天边》,怒族的《高山和平地的由来》《依尼拴太阳》《天上为什么闪电雷响下雨》,普米族的《开天辟地》《太阳、月亮和星星》《土箭射日》,白族的《开天辟地》,傣族的《英叭开天辟地》,以及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傈僳族的《天地和人的来历》,景颇族的《开天辟地》,布依族的《力嘎撑天》,德昂族的《天地的形成》《彩虹的形成》《天王地母》《五层天》,哈尼族的《茶叶先祖造天地》《摩天神造天地》《祖先鱼上山》《查牛补天地》等等。这里一共呈现出十八个民族的创世想象景观,对于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创世神话,给出了丰富多样的省卷标本。若放置在世界各民族创世神话的总体格局中来看,那也将是一大笔十分耀眼的珍贵财富。

  这些神话大多出于初民时代的原生态的想象,并且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一直留存到当今,具有透视民族精神和民间智慧的活化石一般的价值,也必然成为探讨中国文化内部多样性的极佳素材。对照在华夏文明汉族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创世神话,仅有《山海经》中的鸿蒙神话和三国时期见诸记载的盘古神话等个别案例。相形之下,多民族口传文学的丰富性和原生态优势,一目了然。这样宝贵的民间幻想内容,对于我国方兴未艾的文化创意产业特别是本土科幻创作,无疑会带来丰厚无比的文化资源,并提供极大的创造助力。多民族的神话遗产在催生本土文化自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必将随着大系的全面问世而得到日益清晰的显现。

  叶舒宪(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神话”组组长)

伊玛堪 大明珠

——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分卷》

《大系》专家组在黑龙江调研赫哲族伊玛堪 覃 奕 摄

  伊玛堪堪称“满─通古斯语族英雄史诗群”中最耀眼的明珠,它是通过赫哲族世世代代用赫哲语讲唱,并口耳相传,主要歌颂主人公莫日根西征复仇或其他英雄业绩的长篇萨满叙事诗。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分卷》作为第一批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史诗示范卷之一,是在党和国家对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后的重大举措。主编黄任远及编委会成员精选了既具历史意义又有文化艺术价值的14部文本,这些文本或为长篇或为短篇。它们由多位歌手演唱,其中13部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抢救采录期成果,1部为20世纪30年代民族学家凌纯声采录的伊玛堪故事。

  《伊玛堪分卷》主要有两个特点,即文本的代表性、渔猎文化的传承。

  最具代表性的文本

  《伊玛堪分卷》选择的14部文本多为赫哲族世代传承、流传范围较广、较为经典的文本。凌纯声采录的《木竹林》的故事母题与其他文本有相通之处,如获得婚姻的方式、英雄可变形等。20世纪60年代,隋书金搜集记录了《满格木莫日根》《夏留秋莫日根》两部史诗。上世纪80年代,马名超带领团队先后做过两次伊玛堪调查,他们综合新中国成立前后著录和尚未发表的伊玛堪作品,最后确认伊玛堪应有28部,《希尔达鲁莫日根》为流传最广、体量最大的文本,当时即有异文四五种,而多部文本只存篇名或片段。1979年至1987年间,黄任远、王士媛、张嘉宾等学者搜集采录多部伊玛堪。对比来看,唯《沙伦莫日根》《吴呼萨莫日根》《希特莫日根》未曾记录在册,但其采录过程完整,脉络清晰,且有录音资料存档。

  伊玛堪皆由赫哲语讲唱,绝大多数搜集者不懂赫哲语,翻译整理至关重要。翻译或由讲唱者承担,或由懂赫哲语的当地文化人翻译。曾经的翻译者尤金良后来成为《希特莫日根》的重要传承人。

  14部文本按类型来分,有文字采录本、录音整理本、忆述整理本3种。20世纪80年代以前,录音设备尚未成为调查搜集伊玛堪的必备品时,文字采录本是其主要方式。录音整理本为我们在《伊玛堪分卷》所见的大多数伊玛堪文本形式,而忆述整理本的代表为《希特莫日根》,因“尤金良幼时听其大爷尤贵连唱过,特地忆述整理出来的”。

  伊玛堪主要通过家族和社会传承为主,大多有较为清晰的传承脉络。《伊玛堪分卷》中吴进才、吴连贵、尤金良、尤树林、毕张氏、卢明的文本各一部,葛德胜文本占了较大比例,为7部。葛德胜为著名伊玛堪歌手,他出生于伊玛堪说唱世家,父亲葛双印、母亲葛毕氏以及伯父都会唱伊玛堪,弟弟葛长胜、妹妹葛淑清、弟妹葛吴氏都会唱伊玛堪,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葛德胜学会了10余部长篇伊玛堪。葛德胜从古托力、葛双印处习得《希尔达鲁莫日根》的讲唱,《香叟莫日根》则从葛毕氏、吴高利处传承。吴进才从古托力处学习了《安徒莫日根》,《马尔托莫日根》是三福玛发教授给尤树林的。《沙伦莫日根》《吴呼萨莫日根》则不清楚传承脉络。《吴呼萨莫日根》讲述一位具有反抗意义的借粮英雄,其中兄弟结拜、莫日根比武等母题与其他文本相似,但相对简略了。

  这些文本在当代传承中仍受到极大的关注,传承人或民众乐于传唱《希尔达鲁莫日根》《木都力莫日根》《希特莫日根》,有的传承人学会了片段或全部的文本。作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履约的史诗文本,传承人尤秀云完整地讲唱了《希特莫日根》。

  渔猎文化的世代传承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伊玛堪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说明,“伊玛堪说唱有助于赫哲人的认同和凝聚,构成其历史和价值观的载体,并为之提供了连续感,在季节性劳作和节庆活动发挥着集体记忆、教育和娱乐的功能”。

  民间文学在中国各民族精神世界中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民间文学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风范,最鲜明地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向往、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充分彰显了中国人的气质、智慧、灵气、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中华文化的亮丽瑰宝和鲜明标志。”而赫哲族伊玛堪恰是其先民世代渔猎生活的极佳反映,文本中极好地保留了该民族古代部落时期的征战、迁徙、社会、生活、民族、信仰,堪称“北部亚洲渔猎文化的活化石”。

  目前,黑龙江省成立了6个伊玛堪传习所,尤文凤、葛玉霞、吴明荣等6位国家级及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在传习所教学,传习人增加到200余人,伊玛堪传承人的说唱能力大幅提升,两部完整大唱基本恢复。伊玛堪进校园、进社区、进广场、进军营等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还把《希特莫日根》译作英语作为大学生的课堂教材。

  当代绝大多数赫哲族依旧生活在祖辈世代居留之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依然与渔猎密切相关。在节庆活动尤其是“乌日贡”这样的狂欢日中,讲唱伊玛堪、嫁令阔等民间文学样式与其他文体娱乐已成惯例,共同构成赫哲族民众集体记忆中最为珍贵的部分。

  因伊玛堪搜集的持续性,资料比较完备,故而在《伊玛堪分卷》中才得以详尽介绍14部作品、采录情况及发表情况,其他重要演述场景、重要民俗实践和重要史料等。

  不足万人的赫哲族传承了渔猎文化的大传统,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分卷》,有重大的文化史意义,定当得到当世和后人的认可。

  高荷红(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史诗”组专家)

牺牲与成就

——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吉林卷(一)》中的牺牲叙事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吉林卷(一)》是由中国文联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民间传说”卷的示范卷,由曹保明担任主编,其中包含三百多则流传在吉林省各地的人物传说与风物传说文本(含异文),涉及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多个民族,反映了吉林的社会历史、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与物产资源,表现了吉林各族民众的生存智慧、生产经验,以及他们的理想与信念、思想与情感等,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该书所选传说文本涉及内容相当广泛,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其中很多文本都表现了一种共同的道德理想——“牺牲自己,成就他人”,我们可以将这一类传说文本称为“牺牲叙事”。牺牲叙事尤其密集地出现在风物传说类别下的山川传说中。吉林境内多山水,著名的比如长白山、天池、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当然还有更多的山水之名是我们这些外省人不熟悉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世代吉林民众生息繁衍的家园。但无论多么秀美的山峰,多么清澈的河流,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时期,都可能成为吉林先民生产生活中的障碍。比如水患,比如山间猛兽。吉林先民曾想方设法与这些障碍进行斗争,他们中一定产生了不少英雄人物,也一定存在很多牺牲,而记录这些英雄事迹的口头叙事在传承过程中增加了诸多神奇的情节,逐渐演变为牺牲叙事。

  这一类传说相当多,比如《老龙湾》《金线泉》《黑鱼泡之一》《查干湖》《天池水和浮石》《避风石》《补天石》《鸡冠砬子》《七星连珠岭》等。在这些传说中,都有一个或数个英勇无畏的主人公,他们为了乡亲父老,与自然灾害或妖怪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却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老龙湾》为例,传说这样讲述:龙湾一带出现了一只伤害百姓的龙头怪兽,三兄弟自告奋勇要为民除害。他们虽然英勇,却难敌怪兽,在危难之际,他们受到人参仙女的帮助,战胜了怪兽,自己也化身为三座山峰守护着故乡的安宁。吉林传说中集中出现这么多“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的牺牲叙事,既与吉林多山多水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客观生存困境有关,又与先民和困难抗争的群体记忆有关,更是先民共同的道德理想的反映。

  牺牲叙事中反映的道德理想其实是对中华传统道德理想的继承。在早期神话与传说中,我们随处可见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伟大牺牲和奉献,比如:女娲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采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为了控制洪水,鲧盗取天帝的息壤而被处死;为了将民众从茹毛饮血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商伯冒险将火种带到人间。这些神人、氏族领袖与氏族英雄们为了民众和后代毫不迟疑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这种牺牲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最重要、最高尚的道德理想之一。也正因为有了从盘古到鲧、禹等许许多多祖先的英勇牺牲和奉献,才有了绵延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和无数华夏儿女的生息繁衍。

  有意思的是,在吉林传说中“牺牲自己,成就他人”的主角最后往往化身为山川,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比如《查干湖》的主人公查干少布为了拯救草原的旱灾,吞下仙丹化身为湖泊;《天池水和浮石》的两位主人公玉柱和天柱为长白山百姓挖出了天池,自己却累死了,死后化为玉柱峰与天柱峰;《避风石》的主人公毕峰为了解决家乡的风灾化身为一块避风石;《补天石》的主人公刘仁智为了镇压天池中为害的黑龙,化作了一块石头。除了化身为山川之外,还有主人公化身为动植物,如《凤凰岭》的主人公化身为鸟,《寒葱岭》的主人公化身为植物寒葱,《母鹿梁子山》的主人公化身为鹿。

  这样的情节似曾相识。《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载:“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肤为田土,发訾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盘古化身万物之后,先民将自然万物等同于盘古,由此产生了盘古崇拜。直到当代,还有不少地方的民众存在这样的盘古崇拜意识,他们认为晴天的出现是因为盘古爷高兴,而阴天的出现则代表盘古爷生气。在盘古身化万物的情节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牺牲自我,成就世界”的道德理想,更发现了早期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即人与自然可以合而为一。

  早期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与后来哲学上的天人合一观念不同,它是在原始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产物。而吉林传说中主人公化身为山川、鸟兽的情节,其实是对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继承。当然,化身为自然物的情节在吉林传说中的集中出现还有其特殊的地方性原因,比如以萨满教为代表的较为原始的宗教信仰在吉林保存得较好。与后来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相比,早期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其实更可贵。天人合一,不仅意味着人和自然可以合二为一,更代表了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正如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中所描述的那样:与盘古从同一颗蛋里一同诞生的还有清气和浊气形成的天地自然。既然人与自然共同被孕育出来,那么人类更应当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也就是说,在牺牲叙事中实际上含有对两种基本关系的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牺牲叙事认为应该“牺牲自我,成就他人”;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牺牲叙事认为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上两种思考即使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可贵和先进的。了解了前人的这两种思考,我们也更能体会当前整理、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毕旭玲(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传说”组专家)

熠熠闪光的中原农耕文化明珠

——写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南卷·平顶山分卷》出版之际

刘连生在讲张大锤智斗铁公鸡的故事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南卷·平顶山分卷》(以下简称《平顶山故事卷》)出版了,这是《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首批问世的成果之一。它像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折射着中原农耕文化的原色与光变。

  作为中原农耕文化的“核心现场”,河南平顶山地区的民间故事蕴藏可谓种类繁多、资源丰富,是农耕文化及其口头传统想象、创生、讲述、传承的重要场域。《平顶山故事卷》依据《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故事编纂体例拟定的故事遴选标准,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四性”原则,在现地普查和已有资料选编的基础上,共收录在平顶山地区广泛传播的近500篇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乡土气息浓郁,风格淳朴豪放,篇幅短小精悍,语言朴实简洁,蕴含着独特而鲜活的地方性知识,充溢着一方水土所滋育的民间文学生态之美。

  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民间故事的采录、编纂与出版曾经有过一段空前的黄金时期。其时,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歌谣、谚语)的普查、采录和编纂工作,各地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村寨屯堡,采录了大量民间故事作品,发现了近万名民间故事讲述家。这一浩大工程壮举使得众多民间故事文本及相关文献得以面世和留存。

  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的民间故事讲述语境已难复现,但在一些乡村,我们却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还在讲述传统故事的人,只是那些口口相传沿袭至今的故事,情节内容虽大有意趣,但与故事文本相关的“上下文”却难以为继,致使一些当代听众在接收传统故事时出现“隔阂”。

  从这一意义上看,《平顶山故事卷》可以说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故事选编重述本。其立足中原农耕文化民间叙事的历史流变与地域文化特点,梳理了民间故事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含义,打破以往对“民间故事”在文本、题材、讲述、传承等方面的某些“惰性知识”,将特定的中原场域的民间故事放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更具发展性的当代社会语境中予以呈现。

  本卷编纂和以往故事专辑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是编选民间故事的文本,更特别注意故事要素的汇集和故事流传背景的介绍,每篇故事基本上都有讲述者和采录者的名字及其简历,大部分有采录时间与地点,有的在附记中还有采录时的场景介绍以及收入该卷时的出处。此举无疑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留下了具有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和代表性的文献。

  由于此次《大系》出版工程在编纂内容的学术性方面有较高的要求,《平顶山故事卷》在内容、类目设计上并没有将编纂主体局限于文本整理,而是力图在对文本进行系统整理之后充分提炼其所蕴藏的“文本形态特征”。《平顶山故事卷》在编纂中尽力彰显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新时代特色,文本的内容包括彩色插页、平顶山地区示意图、目录、前言、凡例、本地常用方言检索表、本地故事讲述者简介、本地故事采录者、整理者简介、平顶山地区出版故事图书和故事资料本图录、未收录故事目录、本地常见故事类型分布图、本地常见故事类型索引、本地与故事有关的重大事项、讲故事视频和音频等内容。特别是对部分故事还附有二维码,读者阅读时只要以手机扫描二维码,便可浏览该故事相关的视频与音频。可以说,《平顶山故事卷》在选编、分类、体例等方面都较好体现了《大系》的编纂原则。

  平顶山的故事,无论是生活故事还是幻想故事,都有其显著的传承特点。为方便表述和呈现,《平顶山故事卷》将民间故事分为两大类:一为生活故事,一为幻想故事,大类之下又根据本地故事特点细分出多个小类,并致力于突显故事的地域特色。例如,在生活故事里,突出了富有平顶山特色的戏迷故事、歪才子故事;在幻想故事中,突出了富有农耕文化特色的“王小儿的故事”“异类婚姻故事”。

  戏迷故事是《平顶山故事卷》的一大亮点。古往今来,平顶山地区民众痴迷于地方戏剧、曲艺,民间有深厚的戏剧、曲艺土壤。汝州是河南曲剧的发祥地;鲁山县剧团曾独树一帜,在河南省会郑州演出时,曾出现一票难求之盛况;平顶山市宝丰县曾被中国曲协命名为“中国曲艺之乡”,此地的马街书会传承了700余年;平顶山市曾被国家有关机构命名为“中国曲艺城”,在此举办过两届中国曲艺节;而当地的戏剧、曲艺演艺界也出现多位名角,多次有演员斩获中国曲艺“牡丹奖”和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群星奖”。正是上述这一独特背景,遂使当地孕生了无数的名角和戏迷故事。

  机智人物故事是民间故事中脍炙人口、长盛不衰的类别。这类故事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对故事主人公的塑造都呈现出“箭垛式”特点,即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聪明和智慧,都被集中于故事中特有的人物身上。《平顶山故事卷》中收录有一个宋三才子的故事。故事中的宋三才子便是一个“箭垛”,已成为中原一带机智人物的化身,充分反映出中原区域民众尚智崇慧、心胸豁达、性格开朗的特点,是平顶山区域民众文化性格的映现。

  作为中原农耕文化的地缘坐标,平顶山地区流传的幻想故事中,最具特色的当数“王小儿”的故事。其实,在我国数千年农耕文化的口头叙事中,“王小儿”早已成为具有普遍共识的文化符号。“王小儿”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农耕民众的化身与隐喻,他身上所具有的憨厚、纯朴、善良是中原农耕民众的共性特点,《平顶山故事卷》将一组“王小儿”的故事单列成类,凸显了中原农耕民众的审美情趣、道德取向和理想追求,浓化了本卷的农耕文化属性意味。

  《平顶山故事卷》整合了中原文化本土经验和《大系》编纂的意义诉求,开掘了民间故事文本的文化内涵,呈现了长时段历史中中原农耕民众的情感体验和思想逻辑。这些故事深处隐藏着的民众经验和智慧,故事情节趣味中寓含的人生哲理,都将引领我们理解民间故事,发现故事的现代价值,重新审视民间,触摸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的心灵律动。民间故事的魅力在于将过去与现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世事如何变迁,隐藏在民间故事里的人类社会历史、文化风情、心灵律动,都将是恒久的存在。这也是《平顶山故事卷》出版令我们省思的意义所在。

  江 帆(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民间故事”组副组长)

川谣言心声,川歌传真情

——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四川卷·汉族分卷》

中国(米易)首届全国民间情歌大会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四川卷》的编纂工作自2018年6月在重庆秀山启动以来,经过一年半时间的不懈努力,几易其稿,多次增删,优中选优,层层研审,现在终于面世了。这是《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的示范卷,也是歌谣的首卷。我谨代表歌谣卷专家组向辛勤编纂、严谨工作的四川民间文艺工作者表示诚挚敬意!

  四川是文化的大省,也是歌谣的大省,既有无限丰富、历史悠久的汉族歌谣,也有藏、彝、羌等多个兄弟民族的歌谣,为此四川歌谣卷分别编辑了汉族歌谣分卷和民族歌谣分卷。本次出版的是汉族分卷,主要收录了四川地区的汉族民间歌谣。按照出版《大系》的范例,本卷分劳动歌谣、生活歌谣、爱情歌谣、时政歌谣、仪式歌谣和儿童歌谣六大类,基本实现了四川地域全覆盖。在具体作品的选编上,则选编了具有地区代表性、流传久远、传播度广、认知度高的作品,选入能够真切地反映四川民间生活各个方面的作品。

  四川临江环山,地形多样,既有“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麦浪滚滚稻米金黄,山花烂漫,茶叶飘香,也有川江渡船,岷江波浪。因此劳动歌中,既有栽秧歌、薅秧调、薅秧锣鼓,也有川江号子,更有川味浓郁的采茶歌和刺绣曲。在仪式歌类别中,既有喜悦加严肃的建房歌,也有貌似神秘的诀术歌,更有姑娘离家的哭嫁歌和老人做寿的寿诞歌。在生活歌中,既有旧时代的苦情歌、乞丐谣和长工叹,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激情谣和新生活歌,乃至理想歌、诙谐谣。总之,通览全书,读者会认同四川歌谣是激情,是诘问,是认知,是儿童的成长曲,是夫妻的离别情,是蜀山蜀水的交响曲,是峨嵋与锦江的对答谣,是千百年来川人的心语。

  作为示范卷,本卷在编选原则上,体现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规范和要求。本着民间歌谣可歌可谣的真实,对应《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特定范畴,以歌谣为主,辅以民歌,歌与谣的比例为1比5。民歌则带有乐谱,同一乐谱如果歌词较多,最多选入三种不同歌词,尊重和体现了一地民歌小调往往一调多词的习俗。在体例上歌谣和民歌混编,按照类目编入,先谣后歌。版本为16开双排,页数与其他卷页数略等。在内容来源上主要参考了省、县、乡卷已有的歌谣集成,辅以近几年发现和采录的优秀作品,配以歌手演唱现场照和歌手的照片,并且附有一定量的录像资料,不仅图文并茂,更是实现了立体性和科学性。

  川谣用川语,川歌有川音。本卷体现着原始的地方的真实性的同时,也注意到普通话传播的现实需要,书中通过数量不等的注释,解决了歌词中的问题,对方言和俚语以及当地特有的词汇和用语进行了说明。同时,在每一类别前面,对不同的类别做出了定义,对首次出现的概念、术语加以简要介绍,具有学术分类的严谨性。歌谱规范统一,避免了重复类似。最后通过附记,对采录时间、地点和说唱者表述完整、规范统一,体现了编纂者对读者的耐心和责任,起到了示范卷应有的示范意义。正所谓,川谣言心声,川歌传真情,川军做表率,后续更专精!

  刘晔原(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歌谣”组组长)

唱响古老的歌声,光芒四射到远方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一)》读后感

傣族歌手康朗甩

  民间长诗的生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悠久的民歌演唱传统。只有长期的演唱才能积累大量各种类型的短山歌,形成丰富的“程式”,歌者在演唱的实践中得到锻炼,编创技巧不断提升,为长诗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客观的需求。有一些特定场合需要较长时间的演唱,如在鄂西南、鄂西北、湘西北的一些重要民俗活动中,歌师需要通宵达旦演唱,再比如湘西的薅草锣鼓歌师需要连续几天演唱,吴语地区“山歌班”的歌手们需要从早唱到晚,一般的短山歌难以应付,促使歌手编创长诗。三是优秀的歌手。一般的歌者虽然能够传唱但缺乏编创能力,只有那些优秀的歌手才能将短山歌“拉长”或者根据民间故事、戏曲故事的情节改编为韵文体长诗。云南的许多民族都符合这三个条件,而且还有更深厚的长歌表现青年男女婚姻爱情生活及相关民族风俗、信仰和审美理想的传统,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民间长诗。新近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一)》经过众多编纂者的共同努力,很好地反映了云南省民间长诗蕴藏量丰富、精品佳作多、地域特色显著的特点。

  据该书《后记》介绍,初选时汇集了云南22个民族的172部长诗,约900余万字。本书仅是编选了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壮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瑶族、藏族、基诺族等12个民族的30部反映婚姻爱情的叙事长诗,可见蕴藏量之丰富。

  在这30部长诗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如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彝族的《阿诗玛》《线秀》、瑶族《桑妹与西郎》、壮族的《幽骚》、哈尼族的《不愿出嫁的姑娘》等等,它们都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也体现了《大系》作为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级重点工程应有的品性。

  本书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示范卷,编纂者在作品的遴选和补充相关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在地域特色的凸显方面用功最勤。除了体现当地各民族的生活、生产内容外,大多保留了当地的方言土语,如《娥并与桑洛》中的“混何罕”(国王)、“赶摆”(傣族的一种集会形式,类似于汉族的赶街)、“沙铁”(因商致富的大富翁)、“奘房”(佛寺),并一一作了注解。同时对各民族的一些特定风俗以注释的形式作了说明,如《阿诗玛》中的“公房”:撒尼青年在十二岁以后到结婚前都到公房集中住宿。小姑娘住的叫女公房,小伙子住的叫男公房。每晚青年男女可以在公房中唱调子,吹笛子,弹三弦,拉二胡,尽情欢乐。公房是他们谈情说爱的场所。对《召树屯》中的“情人不会吐掉嘴里的槟榔”作了如下解释:傣族青年男女恋爱时,常用槟榔来款待情人,认为吃了槟榔的人不能变心。对于《娥并与桑洛》中“只要桑洛到了我家,我马上搬凳子给他坐下”的歌句,用傣族特有的习俗作了解释:“姑娘们喜爱的小伙子来了,便搬最好的凳子给他坐;如果姑娘讨厌这个小伙子,便搬一个坏凳子或者根本不给他凳子坐”,对该句的理解也有了特殊的意义;《不愿出嫁的姑娘》中有“我垂辫的日子过去了,今后要盘辫在头顶了;我系粉红围腰的日子过去了,今后要系深色的蓝围腰了”的句子,不了解哈尼族的习俗,就较难理解,通过介绍该习俗,读者一目了然:“妇女未婚和已婚,在发型和服饰上有明显区别。有的以垂辫和盘髻区分,也有的以单辫和双辫区分,以及以系裙的高低分和以围腰的颜色分等等。”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这30部作品,都是编选自已出版的书籍,有的是上世纪50年代已发表的作品,有的是上世纪90年代整理的作品,时间跨度大。对此,编纂者作了尽可能的校正,如修改错别字、语法错误、资料错误、知识性错误等,使作品的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当然,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本卷也还存在着些许瑕疵。作为科学的民间文学作品搜集整理,除了作品内容保持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外,还应具备演唱者、记录整理者、翻译者、搜集地点、搜集时间等必备要素。但因选录的有些作品,缺少演唱者的确切信息,且多以佚名出现,如《召树屯》《娥并与桑洛》《线秀》《红昭和饶觉席那》《月亮银儿子与太阳金姑娘》《不愿出嫁的姑娘》《斯玛珍与禾天木》《蜂蜡灯》《则谷阿列与依妮》《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逃婚调》《重逢调》《鲁巴林与都荻莺》等等,均是如此。这固然与这些作品搜集整理的年代较早,大部分歌者、搜集整理者都已去世,补齐资料难度较大有关,但也说明本次补充调查还有待深入。有些作品的演唱者是可以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口头访谈而添加的。例如《游悲》的《后记》(原载于《民间文学》1962年第4期)中明确记载:“这篇《游悲》主要根据纳西族女歌手和顺良和著名男歌手和锡典的口头演唱材料整理成,同时也参考了维西、中甸地区的‘游悲’记录和东巴经中的‘初布游布’。”《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后记》中也记载:“工作组一行四人于4月29日到达距县城约二十公里的双龙公社会亮大队,第二天就从附近老虎寨请来了当时唯一一位能唱全这个故事的老歌手白杨才老人。从4月30日晚开始,白大爹就坐在火塘边,怀抱只有三根弦子的‘牛腿琴’,用他那干涩、沙哑的嗓音连续不断地唱了三天三夜……由于白大爹已七十六岁,身体不好,用他当时的话说:‘我已活不长了,就统统唱给你们算了。你们记下来,传下去。’”这些文献都透露了演唱者的情形,如果深入挖掘是可以打捞到更丰富有价值的信息的。

  希望这些瑕疵能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二)》中得到完善,使熠熠生辉的云南民间长诗更加光彩照人。

  郑土有(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民间长诗”组副组长)

“范本”的价值

——读《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一)》有感

中国北方说唱交流大会

  “可喜可贺,可敬可赞,可读可演,可圈可点。”看到《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一)》(以下简称《辽宁卷(一)》)的正式出版,第一时间向它的主编崔凯表达了这样的心里话。这,既来自我对编纂者的真诚敬意,亦源于我对这卷书的一腔热爱。编纂、出版这样一卷具备经典品质的书谈何容易?我透过它首先看到的是一群对中国民间说唱文学怀有真挚情感与责任担当、有深入研究的科学方法与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有真知灼见与独到见解、“不吃现成饭,不怕费周折”而令人钦佩不已的辽宁人。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说唱文学宝库中,地处东北的辽宁绝对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人转、东北大鼓、子弟书、莲花落、太平鼓、相声、评书、西河大鼓等说唱形式或者起源、发祥于辽宁,或者被辽宁百姓喜闻乐见而逐渐流行于东北乃至全国。从这样的视角看,《辽宁卷(一)》的首先出版,显然给正在紧锣密鼓编纂中的全国其他省卷起到了示范、样板与推动的作用。笔者打开卷本,便被其吸引,以至于爱不释手、感慨万千——

  情感朴实。《辽宁卷(一)》让我透过它的文字,愈发清醒地认识到:朴实、朴素的情感,是维系中国民间说唱文学之生命繁衍数千载的根基。当在其中看到《哪吒闹海》《长坂坡》《野猪林》《劈山救母》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名字时,犹如阵阵春风扑面而来,温馨之感油然而生。我们中国人有几个不是聆听着它们,吸吮着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而长大成材的呢?“离开了麦子地就断了琴弦”,这是民间说唱的一句艺谚。《辽宁卷(一)》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民间说唱文学与平民百姓欣赏情趣之间是一种“不隔语不隔音,最要紧的是不隔心”的情缘。

  语言生动。情感决定了方向与目标的选择,而方向、目标则决定了这卷书编纂者的态度及其方法。《辽宁卷(一)》告诉我:语言只有生动、鲜活,才能被它的基本受众——大众百姓所喜爱。“腔无新旧,悦耳为上”,只有被观众开心地接受,民间说唱艺人才可以收获到自己的开心。比方东北大鼓《凤仪亭》的开场:“三国纷纷起征尘,龙争虎斗变乾坤。汉献帝为君多软弱,朝出董卓老奸臣……”四句朴实无华的唱词,不但把时间、环境、人物叙述得明明白白,且还让我们感受到了淳朴率真的“东北风”。这种说唱文学的重要特征,在《辽宁卷(一)》中俯拾即是。它让我联想到,有些曾经被“文人”整理、改编的作品,为了强调、凸显所谓的“文学色彩”,很多都失去了民间口头文学的这种基本特性。显然,《辽宁卷(一)》在编纂中注重其大众性、鲜活性、趣味性特色的“回归”,于是我们才欣喜地看到相关艺人口述文本及他们演出音频与视频的资料。

  个性鲜明。看罢《辽宁卷(一)》,愈发认识到说唱文学“乡情乡音”的个性,它富有极强的地域文化色彩。比方说,相声虽是发源于北京、天津一带的说唱艺术形式,但流行到了东北辽宁便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次被收入其卷本的《邪批三国》,是沈阳已故相声艺术家王志民的演出版本,它与天津相声艺术家苏文茂演出的《歪批三国》,结构、语言等皆有比较大的差异。读它,让我再次领略到艺人因地而异“把点开活”与“一遍拆洗一遍新”的独有智慧与魅力。说唱文学的最大价值,是娱乐功能与教化功能的协调、统一,所以素有“老百姓开心钥匙”的美誉。由此,其结构、情节大多都具备“四两拨千斤”的巧妙,能像钥匙开门一般打开听书人的心灵。《辽宁卷(一)》凸显出了说唱文学将“说什么与怎么说”“有意义和有意思”充分融合的鲜活特色。

  价值不菲。一边阅读《辽宁卷(一)》,一边随手写下读后感:可读、可演、可研、可传……入选篇章无不情感朴实、言之有物、韵味隽永,情节生动鲜活且引人入胜,处处散发着东北辽宁黑土地的芳香。不管散文体还是韵文体,所读的作品无一不彰显着它们皆是辽宁民间艺人在说唱做艺、传承实践过程中之“传本”的鲜明特色。其中除了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之外,还看得出编纂者的用心良苦,以至于站在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立场上,整理、收录了濒于失传之作,旨在方便对辽宁地域文化、说唱文学有研究兴致的人研究、参考。在韵文体作品里读到子弟书《艳红柳》时,为了给研究者与后人提供阅读、演出、传播的便利,编纂者竟在两页多点的唱词背后加了41条注释,之后还对唱词提供者韩小窗作了详尽的介绍。编纂者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阅读时写下了四句话留给自己:好的民间说唱文学一定是通俗故事的演绎而非空洞概念的灌输;好的民间说唱文学一定是永恒价值的弘扬而非昙花一现的表现;好的民间说唱文学一定是深刻人性的揭示而非肤浅情节的叙述;好的民间说唱文学一定是典型形象的塑造而非人物事件的罗列。

  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说:“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卓越的宽广视界。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读《辽宁卷(一)》时在想:编纂者肯定是一群富有开阔“视域”的人。

  孙立生(作者系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一级编剧,《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说唱”组专家)

具有抢救性保护意义的学术之作

——读《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湖南卷·影戏分卷》有感

江南民间小戏交流会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湖南卷·影戏分卷》(以下简称《影戏分卷》)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卷》(以下简称《小戏卷》)的示范卷,《影戏分卷》的出版无论是对于《小戏卷》而言,还是对于民间戏剧的学术研究来说,都具有非凡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除了包含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民间口头文学样式,也将民间小戏作为一个主要门类纳入收集出版的范畴,这是具有学术眼光的,也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一项重要实践工作。其价值与意义便在于,《大系》出版工程的实施与完成将大大拓展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收集整理范围,尤其是民间小戏、民间说唱的纳入,真正完成了以俗文学为全景学术视野的民间口头文学样式的全覆盖。这不仅将有助于学界较为全面地收集整理民间小戏的文本遗存,也将进一步推动学界对民间戏曲,特别是民间小戏独特审美品格、文化价值的认识理解与观念转变。

  为了更好地编辑出版好《小戏卷》,专家组在编辑体例及原则等顶层设计阶段就一直在讨论研究如何选择、如何收集、如何整理民间小戏剧目文本等关键问题。专家组一致认为其核心要义在于,所选择、收集、整理的民间小戏剧目既要考虑到民间口头文学的特质,又要顾及民间小戏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本质;既要展现民间小戏现存剧目文本的整体面貌,又有收集整理出版总量上的控制。基于以上的要求,专家组经过数次的讨论沟通,最终确立了《小戏卷》的编纂原则,即在全面调查和整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民间戏曲研究的新成果、新理念,按照规范性、广泛性、抢救优先性、代表性的原则,搜集民间小戏文本、编选作品。

  《影戏分卷》无论是在体例的编排上,还是在内容的学术性上,都比较契合《小戏卷》所制定的编纂原则和理念,因而被确定为整个《小戏卷》编辑出版的示范卷,以期成为《小戏卷》其他省市分卷编辑整理的具体范本。

  《影戏分卷》设置了前言及正文三篇。其中前言以近两万字篇幅梳理了湖南戏曲的发展历史;正文第一篇是“湖南影戏概说”,以20万字的篇幅,分历史与发展、剧本形态与剧目题材、影偶及雕制工艺、戏班、戏台、表演、演出习俗等7个专题,对湖南影戏做了全面、详实、深入的介绍;第二篇“剧本”,是本卷的主体,近百万字,又分“完整本”和“混合本”两大类收录,其中“完整本”收录“仪式性戏剧”剧本29个,其他“非仪式性剧本”95个(含本戏、折子戏),“混合本”11个;第三篇是20余万字的“附录”部分,包含湖南影戏分布情况简表、湖南影戏剧目简况、“铁词”(分“引”与“开场白”、特殊情景唱段、特殊情景片段三部分)、传承人传抄剧目剧本简况表、代表性传承人小传、湖南影人图例、湖南影戏研究成果目录索引7个方面的信息及部分视频资料。

  前言部分完成湖南地区戏曲发展概貌;概说部分分专题详细介绍湖南影戏的艺术源流与艺术本体特征;剧本部分分类收录主要剧目剧本;附录部分收录主体内容以外的参考性或补充性资料。整卷在框架体例上的安排,内容全面却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概说部分介绍内容详实,完全可以视为独立的一部湖南影戏专著,体现出了该卷主编及编撰工作团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长期的学术准备。本卷主体的剧本部分,主要采集来源渠道有:1.传承人提供的演出本或收藏本;2.明确标明为湖南某地影戏公开出版的剧本,如《平江皮影戏》等书中收录的剧本;3.影戏传承人虽然没有提供剧本,但其明确指出某地方戏中某剧本是其演出本。同时在收集过程中所获得的其他文字、视频等相关资料信息都以附录的形式加以呈现。这种尽力发掘民间戏剧剧本遗存、遗产的方式,将充分保证《小戏卷》在剧本收集整理方面的学术创新与学术含量。

  随着《小戏卷》示范卷《影戏分卷》的出版,我们期待其示范效应能广而推之,那么《小戏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也将随之得到彰显。同时我们也相信,以民间小戏为代表的民间口头文学,随着《大系》的相继出版,将会涌现出诸多的学术增长点,《大系》文库嘉惠学林之功在不远的未来必将得以充分显现。

  毛 忠(作者系梅兰芳纪念馆梅兰芳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民间小戏”组副组长)

精益求精志“野语” 传承创新立鸿篇

——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谚语·河北卷》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谚语·河北卷》(以下简称《谚语·河北卷》),经过河北省编委会两年艰苦的努力,已正式出版,并成为之后各省卷本和分卷本编写的良好示范和重要参照。

  本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编写工作,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三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编写工作一脉相承。“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将中国民间文学界全体动员起来,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后来被称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文化长城”。以《中国谚语集成·河北卷》(以下简称《河北谚语集成》)的编纂工作为例,当年的普查工作覆盖了河北省140多个县,搜集了近百万条谚语,工程浩大、涉及面广,充分包容了河北省境内流传的各类古今谚语。但由于篇幅所限,最后能被普通读者见到的只是省卷本中所选入的两万多条。而且,限于当时的体例,这些谚语大都只以词条的形式被记录,缺乏与语言运用相关的背景及意涵的介绍。这些现象在其他省份的编纂工作中也同样存在,是普遍性的问题。

  随着民间文学的学术开拓和人们对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加深,以上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天《谚语·河北卷》的编纂中得到修正。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以下简称《工作手册》)中,还给这项编纂工作进一步增加了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推进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教育以及促进学术研究的任务。在本书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创新的理念得到了明显贯彻。

  《河北谚语集成》出版于1992年,距现在已有近30年的时间。这些年里,谚语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工作手册》中,就根据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了自然谚语、农谚、行业谚语等八大类别。而《河北谚语集成》曾将收录谚语分为事理谚、修养谚、社交谚等十大类。《谚语·河北卷》吸收了两种分类标准的长处,在继续保留“十大类别”数量的同时,把原来的工商谚调整为行业谚,同时根据谚语在民众实际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性,在顺序和数量方面对内容进行了调整,分为风土、自然、农副、行业、文教、事理、修养、社交、时政、生活等10类。

  在编写《河北谚语集成》时,编著者曾经有这样的认识:河北属于北方方言区,语言接近普通话。因此,大多数谚条未加注释。即便有注释,也只是做了简单说明。但是随着民间文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逐渐认识到,谚语在讲述环境中不是孤立和单一的,它在语境中既有强烈的说理性功能,也和其他口头文学体裁存在着互文性。《工作手册》就指出:“谚语不仅是一种文学的形式,而且还是一种综合的、活的文化现象,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也即应用中才能体现出其意义的完整性……在对谚语作品进行收录和编纂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说明它在口头或书面交流过程中的应用情况。”因而《谚语·河北卷》逐条作了注解。如风土谚中的“城县”编记载有关于保定城区方域的谚语:“南有荆,北有丁,东有三羊不吃草,西有二鸡不打鸣”。这则谚语如果不交代它的意指和语境,对于不在保定居住的读者就很难理解。《河北谚语集成》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但仅对“荆”“丁”“羊”“鸡”的意指作了说明,而《谚语·河北卷》则作了更为详尽的介绍。如“南有荆”指保定古城墙南段布满了荆条:“传说,当年保定南城墙交由易县百姓修筑,但清苑县(保定近郊县)不让用土,于是易县百姓就用毛驴从易县运土。因运来的土中夹杂有荆条根,筑成墙后就长出了荆条。”“北有丁”指北段城墙有修城时留下的“丁”字状标记;“三羊”“二鸡”指保定市郊外带“阳”(谐音“羊”)字和带“汲”(谐音“鸡”)字的几个村庄。增补与这则谚语相关的传说,既能使读者了解保定古城的布局,也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保定建城的历史记忆,同时亦有利于“保定古城墙”这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作的开展。

  《谚语·河北卷》对词条的解释突出了地方特色,如在风土谚的“物产”和行业谚的“工交”类中,就介绍了与河北历史上邢窑、定窑、磁州窑、恒州窑四大古瓷窑相关的谚语,并就它们的历史沿革、生产生活价值、审美特色作了详细说明,充分满足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先进的手工技艺的好奇心。河北是地方戏曲、曲艺大省,过去很多剧种、小戏都是口传心授,要害之处往往被艺人以谚语的形式精炼总结,而观众的鉴赏和评价也常用谚语来表达。这些短小精悍的语言形式在过去很多曲艺志书中未必记载,但对我们了解传统曲艺的表演与接受有很大帮助。《谚语·河北卷》在这方面也起到了拾遗和补充的作用。

  《谚语·河北卷》在已搜集的谚语中进一步精挑细选,总量控制在万余条。这是因为本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编纂工作还伴随有数据库建设和普及读本撰写的工作。因此,读者在阅读完此书之后,还可以调看未来所建设的数据库,翻阅普及本,进一步了解河北谚语的情况。

  《河北谚语集成》在编辑的时候,聚集了武占坤、王占福、郑一民、焦茂林等著名语言学者和民间文艺专家。这些出自河北大学的学者严谨勤勉,克服了许多困难,编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集成。而这次《谚语·河北卷》编委会编纂团队的主体同样来自河北大学,我们也希望他们的这部著作能够像前辈那样,同样获得读者的认可和喜爱。

  刘文江(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谚语”组专家)

谜语“高地”结硕果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一)》述评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谜语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民间口头文学样式,具有丰富的趣味性和知识性,是人民群众最为喜闻乐见、也最为便利的文学活动形式。它不仅可以启迪民众智慧、训练人们的思维能力,也可以丰富人们日常生活、开阔人们的眼界。谜语本身包含的各种知识还是地域文化的承载、民众集体记忆的表达,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价值。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一)》(以下简称《河南卷(一)》)作为谜语示范卷,其编纂出版是首次对河南民间谜语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搜集、整理和呈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始终未间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和资料的整理,“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出版,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等工程的开展实施,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扩充、延伸、深化、升华,更是民间文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行动。该工程将谜语单列成卷,做专门的整理和出版,填充了以往搜集整理工作的空白。

  在专家队伍的指导下,谜语编撰中尽可能甄别遴选出符合中华人文精神的经典性谜语作品,可以最好地展示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同时,《河南卷(一)》立足区域特色,充分挖掘能体现当地历史、社会、人文和自然方面的谜语作品,彰显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凸显全国各区域民族民间文化的深厚传统与丰富样式,表现当代民众的日常生活审美旨趣与价值观念。《河南卷(一)》体现出数量丰富、特色鲜明、体例完备的特点。

  谜语的搜集数量超出大家的想象,三个月中,共搜集三万余首民间谜语,经过遴选,共选编四千余种谜底一万七千余首谜语。对歌谣谜语与故事谜语的收录,及对民国时期的谜语文献的收入都扩大了谜语收集的范畴,保障了搜集的全面性,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谜语搜集史上最丰厚的文献。由于搜集谜语数量较多,将本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为物谜的自然现象类到建筑类,目前已出版,即将出版的第二卷为物谜的日常生活用品类到事谜,第三卷为字谜、其他及附录。

  河南民间谜语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色,如以牛为谜底的谜语,分布于河南各地,包含将近三十个异文。此外,还有大量其他关于马、驴子等农耕畜力和农具、农机及农作物的谜语,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农耕时代的物件和民众生活内容。

  字谜的大量涌现纠正了搜集编纂者们头脑当中的成见,原先以为字谜大量存在于文人谜语中,但在实际搜录过程中,发现民间字谜蕴藏丰富,一方面说明民众在文字方面的丰富想象,同时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众识字能力的提升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从体例上看,编委会灵活运用编辑体例,内容分类和音序排列相结合,便于编排和查检。谜语分类科学细致,类别层级清晰。谜语信息完整,对不同地区采集的异文都有收录,附录了采录地区信息。《河南卷(一)》不仅绘出了河南谜语分布图,让人对其谜语整体情况一目了然,还附上五十余幅照片,全面展示与谜语相关的文化景观、文化活动、民俗文物、谜语传承人、谜语书刊以及谜语搜集整理活动中的剪影。很多都是第一次披露,这些资料难得、珍贵。

  民间谜语搜集、整理和编撰的过程也是宣传、教育和提升的过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通过搜集整理,提升人们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也提高了全社会对民间谜语的认识。在历史上仅仅保留在口头文学样式的民间文学通过整理出版阶段性、专题性或地方性成果,成为一种可视的、可永久保存的形式,拯救了民间文化遗产。作为谜语卷的示范卷之一,《河南卷(一)》率先出版,正是体现了从历史到近代、当代谜语的传承与发展。编写组认真贯彻《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总方针和谜语卷编辑体例,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谜语的搜集工作和编辑整理工作。在此过程中,《河南卷(一)》编委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此外,还充分利用河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材料,全面搜集民国以来河南谜语书籍以及其他民间文艺书刊刊载的谜语“为我所用”,保障了谜语收集的全面性。

  2018年谜语专家组将河南卷、河北卷、湖北卷作为三个省级示范卷,推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利用原有的工作基础,积极动员,先后开会十余次,充分发动省内各级民协会员、文联组织和灯谜协会骨干参与到此项工作中,并积极发挥谜语传承人的作用。他们跑得出去,深入农户调查、搜集、采录第一手资料,又坐得下来,在书斋静下心来进行归纳分类、整理研究。用三个月的时间出色地完成了人员动员、组织建设、谜语征集和书稿整理汇编等任务。

  河南民协在接到任务后,迅速成立省级和县级谜语工作群,以最快的速度布置任务、开始工作,通过微信的方式搜集了大量的谜语。还有部分地方充分调动中学师生,利用假期收集谜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谜语广泛流传于河南民间,但也有部分民间谜语家掌握大量谜语。这是地方谜语的宝库,不容忽视。在搜集整理中,对民间谜语家重点关注,在全面搜集过程中,阶段性地为其出版谜语书籍。这些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对全省谜语搜集整理的同时,开展一系列以谜语为主题的社会宣传活动。如2018年的河南省第32届谜会暨项城市“民间谜语杯”大赛的举办,对“河南省民间谜语之乡”“河南省民间谜语艺术家”的命名都极大地调动了大家对谜语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谜语的发掘、传播和保护,推动民间谜语知识的普及与传播,掀起全社会热爱、传承优秀民间文学的热潮。

  总之,《河南卷(一)》的成书出版达到甚至超过了原先的预期,真正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的撰写起到了示范作用,它的搜集、编纂和出版模式适用于其他省份的谜语卷编纂工作的指导和借鉴,是民间文学大系地方示范卷有益的探索。

  高忠严(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谜语”组专家)

由生活语境采录俗语

——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江苏卷(一)》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江苏卷(一)》(下文简称《江苏卷》)堪称比较成功的俗语编纂示范之作。这部百万字的俗语集严格遵循了近年来前沿学术理念和科学规范,以大量鲜活精粹的民间口语反映了饶有趣味的民俗生活,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是俗语搜集调查史上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俗语”一词原本概念宽泛,可以指称一切民间口头语汇。《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下文简称《大系》)的“俗语”特指凝固性较强并有较完整意思的民间口头语句,包括歇后语、俗短语、绕口令、口彩语、其它类。“其它类”又包含咒语、隐语、委婉语、酒令、口诀等。这样,大系的俗语卷所包含的语汇种类还是较多的。江苏省承接的任务本来是一卷,但最后完成了两卷的规模,就分作两卷出版。在已完成的两卷中,俗短语异军突起,数量最多,竟占了两卷的60%篇幅,先出版的第一卷就只收俗短语。所谓俗短语,指民众口头上惯用的一种有特定含义的较定型的短语,字数在五个字以上(含五个字),长于四字成语,一般又短于谚语,而意思上大都是形容性的,不像谚语那样能表达很完整的道理或思想,如“黄花菜都凉了”“磨道里找驴蹄子印”“把钱看得有磨盘大”“白天闲得满村逛,夜里摸黑补裤裆”。这样的短语在口语中是很多的,只不过以前学界不大注意它。《大系》将之设为单独一类,《江苏卷》又予以重点收集,这种设置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从此将会引发学界对俗短语的格外关注。

  《江苏卷》书写出了“语境中的俗语”,具有显著的学术创新性。“语境中的民俗”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前沿的学术取向。虽然语言民俗学沿此方向已有成功的理论探索,但俗语及谚语等民间语言的搜集整理却仍罕见写出语境的俗语集。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习惯了将俗语看作文字形式的语汇形式,很难将俗语看作民众在特定语境中的口头表达行为,这种理论视角和学术观念的转变较难做到;另一方面,要写出语境必须做田野调查,从民众的口头讲述搜集第一手资料,而习惯了从文学作品中搜集语汇和从辞书中寻求释义的学者未能适时转变自己的研究方法,甚至以前大部分从田野中搜集资料的学者也只是记录了俗语形式,而丢弃了语境信息。这造成绝大多数民间语言集子包括《中国谚语集成》都是干巴巴的几个字短语的汇编,没有相关民俗生活的解释,也没有讲述者、采录时间及地点的相关要素标注,这使得大量“意在言外”俗语的文化内涵不能为读者理解,也使得这样的俗语集成为不完善甚至不可靠的研究资料。

  《江苏卷》所收录的俗语绝大多数都是编委会通过田野调查搜集来的第一手资料,是江苏省现代流传的口头俗语。这些俗语大都是以往文献所没有收录的。编委会通过当地省市民协的支持,组织了分布于全省范围的相关专家按科学规范广泛搜集俗语,也收录了已出版同类著作的少量俗语,再汇总起来统一编纂,这种工作方式值得借鉴。

  《江苏卷》的俗语释义注重民俗生活内容,具有当地人的讲述风格。这些释义或者来自采录者对当地民众的访谈,或者是非常熟悉当地俗语和民俗的编纂者的“本土化”解释。有些字面上好懂的俗语简要说明,而一些富于地方特色或包含今人不了解的传统文化信息的俗语则用地方知识、民俗生活、传统记忆加以详细解释,也有一些俗语主要用民间故事、地方传说来解释。阅读着这些释义,感觉就像来到江苏的乡村,面对村中老者,听他们用方言土语讲述本地俗语典故。这种释义本身就是一种民俗讲述作品或者民间文学。相对于一般词典的规范化释义方式,这种释义表面上显得有些随意甚至是信口开河,但正是这种老百姓讲述风格的释义才能道出俗语的民俗生活底蕴或在当地的真正含义,看似随意实则有章可循。如果根据词典来“准确”解释其词语,根据字面意思来释义,反而是不符合当地实情的瞎解释了。比如对“妯俩坐月,一家一回”的释义:

  从前,人们是不兴分家生活的,祖孙几代、兄弟叔侄,不管多少人口,一大家都生活在一起,一灶头吃饭。如果偶尔有分家生活的话,那就是家道败落之意了。大家庭人多,矛盾纷争肯定难免。特别是婆媳、姑嫂、妯娌之间,更是纷争不断。例如,妯娌之间,有一人坐月子(生小孩),家务就不做了,吃也要吃好的了。这时候,其他妯娌就会容不得、有意见。长辈见此情景,就会来劝说,等到你坐月子时,也是一样的,不做事、吃好的,妯娌坐月子,一家一回。后来,经口耳相传,这句俗语常被人们用来比喻“机遇均等”“一视同仁”之意了。(讲述者:封作昌,男,70岁,大学学历,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张店镇人,灌南县高级中学退休教师。采集者:杨晓阳。采集时间:2018年11月22日。采集地点: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安镇。)

  这是用传统社会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境来解释俗语的意义。再如“挑到篮里就是菜”,其真实意思是“不管品种是否对路,也不论质量好坏,只要拿到东西就可以了”。而该俗语的形成缘由和使用语境则用清末苏州市郊穷书生、女佣和地主之间发生的故事来解释。“公要馄饨婆要面”的释义,开头就说:“从前,村上有位姑娘,品貌端正,聪明伶俐,心灵手巧,做起活来干净利落,而且,不管什么难活,她总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好,大家就叫她‘巧姐’。这年,巧姐出嫁了……”先用巧媳妇的故事说明该俗语的字面意思和来源,最后说明该俗语“本意是用来赞扬巧媳妇能干的,后来引申开,使用范围拓宽,表示凡做一件事,出主意的人多,做的人少,各人的意见又不统一,使做的人无所适从。”

  除了来自已发表文献的少量俗语,《江苏卷》的绝大多数俗语都注明了讲述者、采录者及相应的时间、地点等信息,这使得该卷俗语的来源清晰可靠,具有较高的科学资料价值,符合《大系》对收录作品的要求。这种标明相关信息要素的做法是以前的俗语集所缺乏的。

  黄 涛(作者系温州大学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俗语”组副组长)

当代民间文学理论的系统梳理和整体检视

——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理论(2000-2018)·第一卷(总论)》

  如果以1918年的歌谣运动为起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其中的理论研究也堪称百年光景百年新。自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学理论已经日渐臻于学术上的理智之年,因而亟须系统梳理和整体检视。当此之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理论(2000-2018)·第一卷(总论)》(以下简称《理论卷》)应运而生,恰好在一定程度上适合这样的学术需求。

  我对《理论卷》的编纂工作有一个简单的愿景,即以理论的方式来编理论,不能仅仅把以往发表过的相关文献加以单纯的年代排列和简单归类,而是最好能够再现理论本身走过的精神轨迹,在一定意义上反思并重构理论发展的逻辑轨辙。这就需要编选者一方面具备理论上的甄选眼光和判断力,另一方面体现实事求是的学术公心,使入选的文章既有广泛的包容性和涵盖面,又有理论上的标志性和代表性。

  如今,《理论卷》的编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期待。该卷并没有简单地按年代排序,而是从理论理念和价值关怀上对近二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的重要成果做了重新分类和总体反思。《理论卷》专门收录对民间文学进行整体定位和定性、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价值理念、核心概念和视角、视野、维度等方法论的总论性文章。该卷主要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综论”,主要探讨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条件,分为“时代与国情”“学科史启示”“‘非遗’语境”三组论文;第二部分是“基本理念:对象与学科”,包括“对象界定:主体、事象与日常生活”“特性与价值”“学科定位”三组文章,主要呈现对民间文学研究对象及其特征以及学科本身的新认识;第三部分是“理论范式”,主要包括“范式意识”“顾颉刚范例”“文本研究”“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以及“实践民俗学”六组论文,集中展示新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话题;第四部分是“传承发展”,主要探讨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间文学的保护、传承和发展问题,包括“遗产保护”“转化利用”以及“多媒体与网络时代”三组文章。

  这样的布局安排显然也是对这个时段民间文学理论的解构和重构。它一方面体现了编选者对时代脉络的理论把握,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兼容并包的理论慧心。编选者以学术思想含量和理论含金量为取舍标准,力求体现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因而也收录了一部分具有理论意识却不一定具有很强理论性的文章;为了使《理论卷》的框架更具整体性和完整性,编选者在以民间文学理论文章为主打的前提下,也适当兼顾了一些与民间文学密不可分的民俗学理论文章。由此就使《理论卷》成为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的第一次重点呈现、系统梳理和整体检视,并且使它基本上涵盖了当代民间文学理论发展的多个面向和重要问题,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坚持广泛性和代表性相结合”“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萃取经典、服务当代”的编选原则和价值理念。一卷在手,新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整体走向就如握掌中,可谓“旧文醉心如美酒,新篇清目胜真茶”。《理论卷》直观地向我们表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在近二十年以来已经甩掉理论落后的帽子,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具备了不容小觑的理论体量,也再次有力地印证了恩格斯的先见之明:“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无法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自古就为人们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原出发点的反面。所以,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

  当然,由于篇幅所限等原因,《理论卷》也难免有遗珠之憾。比如,有关民间文学法律保护问题的研究,是非遗时代以来对“民”的个体权利做出的前所未有的理论论证,尽管篇目不多,但无论是否主张保护,这方面的研究都是当代民间文学理论的新拓展和新进步,可惜《理论卷》未见涉及。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比如:不同民间文学理论范式之间是否具有以及如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理论分类的布局安排如何体现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并且如何在逻辑上从弱关联变为强关联?尽管《理论卷》已经在谋篇布局、篇目取舍和“序言”“概述”等方面体现了编选者的慧眼独具,但在今后各卷的《导言》、编选原则和理念中,还需要对这些理论难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并把这种思考更加明确地落实到各个编选环节中去,从而更好地体现《理论卷》的理论价值。

  户晓辉(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民间文学理论”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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